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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及對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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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來源:澎湃新聞  2020-04-13

  為了深入解讀疫情對世界經濟及中國經濟的影響,對國內外經濟發展走勢進行合理展望,3月25日,橫琴智慧金融研究院/吉林大學橫琴金融研究院、吉林大學經濟學院聯合組織舉辦了“疫情沖擊下的世界經濟與中國”線上閉門研討會。來自中國社科院、上海社科院、中國人民大學、中央財經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南開大學、南京大學、東南大學、廈門大學、遼寧大學和吉林大學的多位知名專家參加了本次研討,下面是李曉教授在研討會上的發言實錄:

  今天,我主要想談兩個方面的問題:一個是對當前及今后世界經濟走勢的判斷;再一個是中國如何應對?

  一、如何判斷當今世界經濟形勢?

  毫無疑問,世界經濟如今面臨著巨大的風險,如果疫情在全球范圍內控制不住,有可能陷入一場前所未有的社會經濟危機。

  截至3月24日,全球已經有170個國家的37萬人確診感染,超過1.5萬人死亡。(編注:據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實時統計數據顯示,截至北京時間4月1日6時05分,全球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已突破85萬例,達850583例,死亡病例達42032例。)世界主要經濟體包括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意大利等國,已經開始采取從未有過的嚴控措施,包括國家間、城市間、社區間的隔離等。各國關系無論好壞,都開始封鎖彼此的交通和人員往來。這是二戰后從未發生過的新現象。然而,疫情本身只是一種外在的沖擊和變化,它不過是加劇了全球化的分裂和全球經濟的衰退,而非問題的根本所在。

  疫情在全球范圍的擴散和惡化造成了巨大恐慌。從3月9號開始,美股在10天內4次熔斷,連帶十幾個國家也出現了股市和股指期貨觸發熔斷機制。曾有人對美國歷史上的股災情況做過一個統計,標普跌幅達20%所需時間分別為:38天(1987年)、244天(2000年)、188天(2007年和2008年),而此次疫情期間只用了16天,前所未有的短促。3月9號,維也納國際能源會議談判失敗,導致國際油價狂跌,美國資本市場對于頁巖油生產企業債券違約的擔憂急劇升溫,特別是3月中旬以后,美國的疫情日益嚴重,市場對于經濟衰退的恐慌更加難以遏制,出現了股市、債市、黃金等全跌的現象。因此,美聯儲在3月17日啟動了各種短期的流動性供給機制,到3月23日則更是火力全開,宣布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所有開放式的資產購買,即本周內每天購買750億美元的國債和500億美元的機構抵押貸款支持證券,并建立一個新的計劃用以支持信貸向雇主、消費者、企業的流動,等等。這次FRB貨幣政策措施有兩個特點:一是量化寬松毫無顧忌,沒有底線;二是具有財政補貼的傾向,這是美國貨幣政策的新變化。

  不得不說,美聯儲的這套組合拳意義非凡,對穩定市場信心起到了一定作用。自2008年起,美國公司層面的債務增長較快,累積的債務使得它們的資產負債表相當難看,因而相比于金融機構,公司層面的問題更加嚴峻。由于美國經濟的高度金融化,使得公司債務占GDP總額高達74%。雖然目前美國金融系統尚未出現危機癥狀,但是隨著消費需求下降、出口受阻、供應鏈中斷等市場阻滯的發生,有可能會出現債務違約或金融系統困局,即從企業財務問題發展成市場信用問題,最后演變成金融問題。我們必須認識到,美國此輪牛市的形成,并非實體經濟基本面良好,而是在較長時期的低通脹條件下,無論政府、企業還是居民都可以借助寬松的環境和低成本融資特別是通過大量杠桿融資來實現資產負債表擴張的結果。另外,企業管理層通過回購股票的方式抬高每股收益(EPS)繼而提升股價,已成為美國股票市場的常見現象。目前,在美國上市公司EPS的增長中公司回購股票的貢獻十分突出,但這種股市擴張和繁榮是非常脆弱的,經不起任何大的風險沖擊。一旦外部沖擊促使市場出現下行的動能或者壓力,大量杠桿資金支撐的資產將面臨巨大的贖回壓力,結果就是流動性短缺。

  但這并不是傳統的美元流動性危機,或者說不是2008年金融機構之間發生的流動性危機。一方面,市場的隔夜回購利率走勢并沒有發生2008年危機期間的急速上升,反而由于美聯儲回購力度加大出現下降。另一方面,三個月期的Libor-OIS利差也沒有達到2008年的惡化程度。這反映出銀行的借貸意愿并沒有發生重大改變。同時,近些天來美國非金融企業商業票據的利差卻在急劇上升,超過2008年危機時的高點,足以說明美國金融市場面臨的問題不是2008年因金融機構杠桿破裂出現的流動性危機,而是市場對實體經濟的前景極度悲觀。這也是美聯儲開始繞過商業銀行直接來購買商業的票據尤其是企業無擔保商業票據的重要原因,這種措施并非僅僅是為了繞開“沃爾克規則”的限制挽救金融機構,而是為了直接向市場注入流動性提振實體經濟,應對疫情對實體經濟的外部沖擊。

  我們正處在一個高度充滿不確定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不能再用以往某個國家比如美國宏觀經濟周期或者資本市場的情況對世界經濟形勢進行研判,也不能簡單地按照金融市場如2007-2008年危機的經驗來觀察,我們需要從全球經濟的視野,也就是整個世界經濟發展的視角來分析,或許會發現一些“確定性”,并從中看出此次疫情為何可能成為世界經濟衰退的加速器。

  我認為,現階段的世界經濟積累著四五十年來的多重矛盾與問題,至少存在著兩個大的風險:

  第一,國際分工的運行機制出了大問題。

  如果從世界經濟的宏觀視角觀察,該問題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宏觀層面的全球經濟規則不再統一;第二個方面是微觀層面的價值鏈或產業鏈出現“脫鉤”的跡象。前者以中美貿易爭端以及WTO爭端解決機制停擺、G7相互間的新貿易規則談判等為代表,后者以“華為事件”等所謂的“去中國化”為代表。正是在這個情況下,疫情全球擴散后主要國家相互間的邊境控制、交往中斷等等,使得二戰以來微觀層面不斷趨于深化發展的國際分工機制出現了嚴重問題。對中國而言,這意味著更大的危險:G7之間的宏觀協調不會中斷(美聯儲已經與幾乎所有發達國家央行簽署了貨幣互換協定),待疫情發展到平穩階段后將會繼續下去,甚至會因為疫情而得到很大程度的強化,同時產業鏈的“去中國化”卻有可能被加速。不幸的是,到今天為止,這場全球公共衛生危機的發生不但沒有造成主要國家之間的緊密合作,反而出現了新的第三個方面,就是因疫情引發的大國之間的相互指責、攻擊即民間稱所說的“甩鍋”的行為等,這些不僅不利于全球化分裂的彌合,反而是在全球化的裂痕上繼續撒鹽。

  由于上述三個方面的問題,業已出現的全球化分裂的裂痕更加擴大,如果悲觀地看,全球化分裂可能是走上了一條不歸路。僅就此而言,期望世界經濟短期內復蘇甚至實現快速增長是比較困難的。

  第二,在應對危機的政策手段上全球進入了一個“非理性時代”。

  在這方面,主要國家已經走上了一條僵化的不歸路:貨幣政策取代財政政策,用超級寬松的貨幣投放緩和危機,可謂寅吃卯糧。

  我曾在2017年的一篇文章中寫道:自1980年以來,世界經濟危機暴發的主要原因已經不再是生產過剩而是貨幣金融危機。尤其是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加入WTO以及前蘇聯東歐劇變等原因,全球范圍內可以被納入到傳統國際分工體系的國家和地區基本上都被吸納完畢,資本主義經濟競爭系統在平面的地理空間上的布局已經完成,難以再有新的可以開拓的疆域,在此過程中只有美國通過經濟金融化開辟出立體的空間意義上的新競爭系統——高度發達的具有廣度與深度的金融市場。具體說就是,世界經濟的發展結構由16世紀大航海時代開啟的“地理——實體經濟空間”轉向了“電子——金融經濟空間”。這一過程對美國而言猶如一枚硬幣的兩面:對內是經濟高度金融化,擁有全球競爭優勢的金融服務業,對外則是“美元體系”的全球拓展與運行。在上述兩個方面的共同作用下,自上世紀80年代拉美債務危機開始,所有全球經濟危機不再源于生產過剩,而是由貨幣金融危機引發。對這個背景,我們必須要有清楚的認識。

  如此,我們才可以弄清楚近四十年來尤其是2008年以來,為什么主要國家基本上都是用“救市”的方式來對經濟問題進行金融化處理,借新債換舊債,全球經濟的恢復基本上都是靠寬松貨幣政策修整長期存在的問題,但實際上問題并未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比如歐債問題、次貸問題等等,都不同程度地遺存著許多問題。從現階段主要發達國家應對經濟增長問題的對策來看,凱恩斯式的財政政策日益陷入窮途,由于民主政治機制的博弈性,國會內部圍繞財政政策的爭論使其行使效率低下,加之面臨著越來越多的債務問題等,使得貨幣政策越來越成為經濟政策的主導,印鈔、貨幣放水成為自然而然的事情。例如2008年推出的AMLF(資產擔保商業票據市場基金流動)、CPFF(商業票據融資)、CPP(資產購買計劃)、MMIFF(貨幣市場投資人融資)以及TALF(定期資產擔保證券融資)機制等。其中,CPFF在此次新冠疫造成股市狂跌中再度啟用。從目前全球央行的反應來看,主要國家的央行都是通過貨幣放水漫灌的方式來壓問題——以新債務覆蓋舊債務,然而歐洲、日本的利率已經是負的,美聯儲已將利率降到0,傳統貨幣政策幾乎沒有空間了。

  所以說,2008年以來這十幾年間世界經濟的增長,大體上都是通過貨幣政策的放水“救市”來壓問題,沒有科技領域的重大突破,沒有新興產業的拉動,有的只是業已成熟的實體經濟部門在全球范圍內通過產業鏈的不斷延長、深化來帶動,也就是靠著微觀層面的全球化勉強拉動著世界經濟實現3%以下的增長(2010-11年和2017年除外)。然而,這一切都在2018年初停頓下來,或者說以中美貿易爭端為代表出現了全球化的重大分裂。

  正是在這個基礎上,疫情成為壓倒已經脆弱不堪的全球產業鏈分工的那顆稻草。也可以說,這是疫情為什么會重創世界經濟的重要原因。

  疫情總有一天會過去,關鍵是世界各國能否攜手合作,共同應對。令人擔憂的是,我們處在非理性的時代。無論個人還是國家都是如此。伴隨著當今世界人口爆炸,我們這個地球再有十幾年的時間就要達到100億人。要知道,這是現今地球所擁有的資源無法承受的。還有,主要國家的債務水位不斷升高,但卻依舊利用債務放水的方式來應對。零利率、負利會能持續多久?僅從存錢生息的角度來看“錢不生錢”可以持續多久?會導致什么樣的社會經濟后果?類似的這種情況歷史上是存在過的——在17世紀初期大約20年左右的時間里意大利的公債利率降到1%左右的水平,而當時一般利率為10%——12%,這種情況的一個重大后果是歐洲社會體制發生了巨大變革,即從黑暗的中世紀轉向近代社會,封建體制迅速被資本主義制度所取代,整個社會、政治、經濟出現了革命性變化。那么,倘若負利率、零利率繼續持續下去,將意味著什么?此外,全球主要國家之間合作意識日益淡漠,從特朗普總統近期有關“中國病毒”的講話等行為來看,政治家們更加專注于眼前的利益。上述這一切表明,當今世界進入了一個更為短視、自利的非理性時代。綜合以上這些看法,我對于世界經濟走勢的總體判斷如下:

  第一,世界經濟增長速度。毫無疑問,疫情的擴散與防控情況具有決定性影響,需要根據其具體情況的變化對世界經濟走勢進行判斷。我覺得大致應該分為以下三種情況:一是如果全球疫情可以在第二季度得到基本控制,今年世界經濟增長速度可能在1-2%之間;二是倘若全球疫情持續至第三季度,全球經濟增長全年在1%以下甚至為負增長的可能性很大;三是如果全球疫情繼續拖延下去、跨年度甚至與我們相當長時期地并存,世界經濟將陷入長期衰退。目前,國內也有好多治愈出院患者再度轉陽的情況,而且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國內外科學家指出,現在的新冠疫情不過是冰山一角,這種病毒大概要與人類同行許久。如果真的是這樣,由疫情引發的全球經濟衰退的時間不會短,兩三年的可能性比較大。畢竟,近三四十年來世界經濟積累的深層次問題和矛盾太多,需要時間消化。對此,我們寧可做好更壞的心理準備。

  第二,從世界經濟的宏觀上視角看,無論疫情持續多久、世界經濟增速如何,大疫過后的全球經濟貿易規則的重塑將繼續進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全球疫病的暴發會加劇這一過程;同時,全球宏觀經濟協調將會有所加強,但一定會矛盾重重,難度加大:在貨幣領域主要國家間分歧增大,協調難度增加;在貿易領域,全球規則的重塑將加劇,全球化分裂繼續。

  第三,從世界經濟的微觀角度看,全球疫情將加劇全球產業鏈的重構。出于企業資產負債表平衡的困境,企業之間的退單潮在全球范圍內大規模出現,一旦疫情緩解或消失,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的產業鏈重構必將開啟,這對率先控制住疫情的國家有利,但需要關注的是,此次疫情暴露出全球產業鏈的高度脆弱性,因而跨國公司的產業鏈重構更會關注安全,包括更多的本土化,更加關注東道國的制度環境因素,以及包括大國關系在內的政治因素。

  第四,全球央行超級量化寬松的后果將極大地影響現行國際貨幣體系即“美元體系”的穩定,全球資產重新定價,黃金等貴重金屬與大宗商品價格再度走高且價格波動劇烈,但全球范圍內的貨幣體系重建短期內無法進行,也難以出現可以替代美元的關鍵貨幣。因此我判斷,貨幣金融合作的區域化進程將會加快。

  二、中國應如何應對?

  所有國家的防疫模式與體制,都與自身的具體國情尤其是政治經濟和社會體制高度相關,甚至相互間在起初階段不會存在什么“學習效應”,更不會有什么“抄作業”的事情。這種學習效應至少要到疫情在全球大致充分展開、需要各國協調合作之時才有可能發生,“抄作業”應該是相互的。今天,據日本共同社報道,3月26日將舉行G20首腦特備峰會,希望此次會議能夠成為推動全球合作的重大轉折。

  目前,中國對疫情控制效率非常高,也起到了顯著效果。今后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可能面臨的主要問題可能有四個:一是從“殲滅戰”轉向“持久戰”,不能低估治愈者復發的潛在危險,輸入性防控也要持續相當長時間;二是從“戰疫”轉向復工、復產,促進經濟增長,我主張今后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不應再強調增長速度,所有的政策核心是穩定就業,相應地,經濟政策的重心也要從偏重國有企業轉向全面支持中小企業;三是經濟、社會體制應該更加柔性化、彈性化,應該關注疫情得到基本控制后的各種社會問題、包括心理問題和公共管理問題等;四是如何增強與國際社會的合作,必須更進一步增進相互信任、開展公共衛生和醫療信息資源共享等合作,同時積極推進新形勢下的全球宏觀經濟協調,但需要注意的是,對外醫療援助要有針對性,要慎重地量力而行,一方面針對真正需要援助的國家,另一方面要考慮到對外援助與國內弱勢群體救助之間的平衡。

  與此同時,關于中國面對世界經濟衰退風險加劇應采取的對策,首先需要明確的是,倘若全球經濟果真陷入衰退,我們是不可能獨善其身的。目前,中國經濟需要高度關注的問題主要有兩個:一是要防止疫情的全球暴發加快產業鏈的“去中國化”即穩外貿、穩外資;二是如何下大力氣穩定就業?

  要知道,中國現今的產業結構與美國以文化服務業、房地產業和金融業為主不同,我們是以電子、汽車、機械等產業為主。而這些恰恰是受到疫情影響產業鏈最易斷裂的領域,疫情持續越是過久,越對我們不利,現在已經開始出現海外商客戶大批退單的情況;而且,一旦疫情持續過久,產業鏈出現中斷后的全球重構必將開啟??鐕镜漠a業鏈重構不僅要考慮資源配置效率,更要考量東道國制度環境以及大國關系、政治風險等等。疫情一旦拖延或者長期化,客觀上將有利于全球產業鏈的“去中國化”,雖然中國具有完整的產業結構,但即便是部分產業鏈出現“脫鉤”,也勢必會加大中國經濟的下行壓力。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調整或改變近四十年來高度關注經濟增長速度的做法,將主要精力放在穩定就業方面,這不僅僅是關系到全面小康社會建設的民生問題,也是是關乎社會穩定、政治穩定乃至國家安全的重大問題。具體而言,我認為近期中國應采取的對策措施主要有六個方面:

  第一,加快電子、汽車等外向型產業恢復生產的力度。更重要的是,探索在“抗疫”過程中確保物流、人流等不中斷、促進外向型企業的持續生產,是下一步我們面臨的緊迫課題。有必要通過進一步加強區域經濟合作,比如中日韓自貿區協議、RCEP甚至積極加入CPTPP等,以中國巨大的市場潛力與加工制造能力,確保中國在區域產業鏈中的地位。

  第二,大力扶持、挽救對穩定就業具有重要作用的中小民營企業,努力做到防疫與生產兩不誤。在人類共同的災害面前,世界各國應在發揮自身制度優勢的過程中相互借鑒經驗,中國應充分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給受到疫病影響嚴重的群體、小微企業等精準發放財政“補貼”,等等。

  第三,拉動消費應成為今后中國經濟政策的重中之重。投資的重心也不再是經濟增速,而是促進消費,我同意劉世錦的一個提法,“新基建”的核心應該是超大城市群的建設,這里不僅僅涉及到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的建設,更有包括農民工安置、戶口等所有相關制度的調整、改革,也就說,通過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擴張內需的過程。

  第四,通過與世界各國增進合作尤其是疫情通報、信息交流與全球公共衛生體制的強化等合作,繼續降低“貿易戰”程度,更重要的是要開展全球宏觀經濟協調,盡力降低疫情對各國與世界經濟的危害。大疫之下的全球經濟協調的必要性與重要性已遠遠超出相互間的分歧,全球主要國家必須通力合作,共度難關。

  第五,絕對不做任何可能“對沖”美國貨幣政策或其他宏觀經濟政策的事情。按照如今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作用與影響,美國的“救市”行動在很大程度上是對世界經濟的挽救,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的經濟穩定是有利的?,F在,某些學者提出要主動拋售美國國債打擊美國,這不僅有違常識,更是反全球化的。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不過1萬億美元左右,大約占美國國債的7%左右,對已經做出超級QE的FRB而言這點國債不過是小case,如此作為打擊的恐怕不是美國,而是自己同美國經濟的全面脫鉤。要知道,FRB實行負利率的可能性很低,在其他主要國家均已實行負利率的條件下,要確保各類資金回流至國債市場與股市,維護“美元體系”是重中之重,因而FEB通過購買商業票據、購買股票(如ETF)等方式繼續進行“放水”的可能性較大,這是維護美元信用與回流的核心所在。近來,美國有些個別人和一些媒體鼓噪讓中國對新冠疫情暴發和流行承擔責任,進而用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予以彌補的提法,值得警惕。但我認為,這些事情鼓噪一下可以,但美國政府實施的可能性幾乎沒有,除非兩國進入戰爭狀態。因為一旦如此,二百多年來美國政府累積起來的信譽將毀于一旦,那將是“美元體系”崩潰的開啟,無論如何是美國承受不起的。我預計,大疫之后面對全球貨幣體系的混亂,區域化貨幣金融合作將重新開啟動。這對中國是個重大機遇,因而加強與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的合作非常重要。

  第六,堅決落實去年7月中央政府進一步擴大金融業開放的方針,通過金融業的進一步開放吸納新的全球化力量,同時加快經濟體制改革步伐。因為金融業的開放與發展與制造業有一個重大區別,即它對制度環境的依賴更高,對產權保護、國家治理能力、治理體系與水平的高低有著更為嚴格的要求,所以金融業進一步開放不僅僅是吸引外資、拉住外資的問題,對中國今后的現代化發展同樣有利。實際上,無論是金融開放還是產業鏈重構,都需要中國在制度現代化方面做出更加倍的努力,這是今后中國的道路選擇與迄今為止的改革開放進程較大的不同之處。

  最后,歸納起來講,全球化不是簡單地逆轉了,而是分裂了,即世界上兩個主要大國之間關于什么是全球化的共識破裂了。這種分裂剛剛開始,疫情將發揮怎樣的影響?我們期望它會發揮彌補作用。但遺憾的是,按照迄今為止的情況來看,疫情將在很大程度上加劇這一進程。拋開對手的錯誤或攻擊不說,現在中國恰恰需要理性、冷靜思考的是,努力彌合這種分裂對我們有利,還是擴大這種分裂、往業已擴大的傷口上撒鹽有利?相信大多數人都會認為,我們已經不能再用四十多年前期望“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或“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那種心態去認識這個世界、處理同這個世界主要國家的關系。

  今后的中國,需要一個更加開放、和諧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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